作者：欧阳京

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届同仁：

首先声明，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宣扬某种立场，也不是为了展开一场辩论，而是出于一种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内心追问：在今天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无论身在海内还是海外，我们是否仍有可能守住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我们是否还能以真实的经验、理性的思维与现代人文主义的立场，去回应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问题？

我相信，每一个在中国成长、受过教育、见证过转型的人，心中都难以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痕迹。它塑造了我们，也伤害了我们。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理由思考：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能说什么？还能坚持什么？
这封信，写给仍愿意思考、仍保留良知、愿意超越愤怒与麻木的人。我没想说服谁，只想把我自己的经历与判断，交付公共空间讨论甚至历史见证。

这些年，我常与朋友讨论中国的现实和出路。也在独立中文笔会等平台上发过很多文字。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差异巨大，有时候竟至于水火不容的地步，谁也说不服谁。比如，有人选择在海外持续批评体制，有人坚守国内努力改善，有人退入私人生活，也有人激进地寻求冲突。价值观的差异导致态度和方法的差异，但我尊重每一种选择，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负重深厚、现实局势复杂的国家，每个人只能选择自己能走的路。

而我自己的选择，是希望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用写作和思考留下一些线索，与那些同样迷茫但不愿放弃思考的人造成共鸣；不是为了表态，而是为了寻找能够共同承担、共同探索的人。将来条件成熟，甚至回国去做有利于中国的实际工作。

我不是流亡者，而是移民者。前者是“有国不能回”，后者是“有国不想回”。我属于后者。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广州一家大型国企当干部。白天上班夜里读书，记得那一段时间每天读《悲惨世界》都到深夜，为雨果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感动，所以在参加工作三个月后，我顶着一切亲朋好友的压力，辞去了工作，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做过民工、技术工人，也做过生意，深知人情冷暖人间疾苦。

几年后，我凭着技术能力，重新进入一家大型国有通信企业，负责一个省互联网的建设与运维工作。作为省级部门网络技术主管，我从未伸手要过一分钱红包，也从未说过一句媚俗媚权的话，更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我并不觉得自己多么高尚，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可惜，这种清白自守并不能抵抗体制的腐败和压抑。前途渺茫，加上儿子六岁时一场大病差点丢命，我才移民。

现在，许多人喜欢把问题的结症归咎于“共产党”或“制度”，这并不错但不全面。我们面对的困境，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政党，而是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复杂构成。

体制不是凭空建立的，它根植于社会心理、文化习性与教育体制中。贪婪、冷漠、功利、权力崇拜，并不是某一类人的问题，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之中的。那些我们痛恨的人和事，往往不是异类，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人和普通事。中国人自私、懦弱，但是他们也吃苦耐劳、强调奉献精神，这种优点和缺点的组合，构成了中国现有体制存在再合理不过的温床。

比如，我也曾接触过一些黑社会分子。他们确实心狠手辣，但他们也爱儿女父母，甚至讲义气。特别是体制中的恶，是在这个规则紊乱、情感匮乏的社会中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方式。这不是光凭谴责就能解决的，而需要深刻的文化、伦理与制度重建。

实际上，中国的现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死去的父辈的责任，所以，不是说一句“都是共产党的错”，我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同样，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也不是靠“骂”共产党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许多人也许已经在西方社会生活多年。法治精神、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尊重每一个人、热爱每一种生命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理当早已融入我们的生命，形成我们的判断、语言与行为方式。然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极其稀缺。

只是，如今强大的中国，再没有被西方列强尤其是像日本和苏联那样的恶邻欺辱的可能。而且，西方社会早已将文化多元作为主流原则，不再以“文明冲突”的姿态对待中国，不构成威胁。但没有外患必有内忧，我们最大的危险，恰恰是内部的空虚、焦虑、封闭与停滞甚至局部倒退。

中国的强大不能只体现在GDP和军费数字上，更应体现在制度的公平、公民的尊严与社会的活力上。为了实现这些，我们国家如今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内省、思想的积淀与精神的孕育。而它们也正是政治现代化赖以扎根的基础。

我作为有幸经历过两种制度的人，常常反思：自由是否只是个人逃逸的出口？是否也可以是返身承担的起点？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播种某种自由与尊严的理念，使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重新生根？

刘晓波曾提出“我没有敌人”的著名宣言，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伦理理念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它试图突破传统政治语境中敌我分明的僵局，宣示了一种超越对立、寻求和解的精神立场。

但现实的政治权力却极难容忍这种立场：当“敌人”变成了压制异议的工具时，“非敌人”就可能被视为软弱甚至叛变。刘晓波的这句话在伦理层面具有极高价值，但在现实中却充满风险与挑战。

我自己也反复权衡这一点。我以为，所谓的“和解”，并不是简单的妥协或放弃原则，而是一种承认矛盾存在、但仍愿意以对话与包容为基础的政治伦理。这种和解，是对“敌人”身份标签的反思和超越，更是对社会未来可能性的期待。

我们不能只将矛盾简单割裂为对立双方，而应在公共领域中，探寻不同立场之间的沟通可能。这一点，也正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核心。

换句话说，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与诉求基础上，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共识和公共秩序。和解不是放弃正义，而是承认社会多元且复杂的现实，尊重不同声音，同时坚持对公共利益和人文价值的共同追求。

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陷入互相撕裂的仇恨，也不能选择逃避现实的冷漠。唯有坚持“无敌人”但非无对抗的立场，才能推动思想与社会的真正进步。

一直以来，我的写作不是为了争辩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寻找能够同行的人。我们可以对许多问题有不同判断，但仍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我们都愿意中国变得更好；我们都不愿成为暴政的共谋者，也不愿成为沉默的看客。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有人留守国内，在夹缝中维持良知；有人远赴海外，试图保留语言与表达的自由；也有人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也许分散各地，立场各异，但并非不能彼此理解，更不是注定分裂。

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未来不会由某一派某一人决定，而将取决于千千万万个仍愿意思考、愿意承担、愿意守住人性底线的普通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代各自守住一点光，即不媚权也不媚俗，不为了归属感而放弃判断，那么这些微光终将汇聚成改变的力量。

而且，像我这样的很多人在西方享受了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后，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让这种自由也在祖国大地洋溢。朝闻道夕死可矣虽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如果能有机会把这些文明的种子在国内一小片一小片土地上播下，让它生根发芽，小心翼翼地呵护它成长壮大，当然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梦寐以求死而无憾的事情。

人生有限，时局多变，但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责任。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承诺——愿意面对复杂、直视现实、拒绝谎言，并努力留下真实而诚实的表达。

我们从来不能幻想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但我相信每一份诚实的写作、每一次清醒的讨论、每一段良知的坚持，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铺垫。

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