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者在领馆对街架设 GOBO 投影灯，图像直径约18米，与首次行动规模相当。根据现场视频，投影持续数分钟，其间未见警方或领馆人员干预。

投影内容

活动方公布，本次投影包括两组新主题：

《刘晓波》：15年前的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为刘晓波颁发和平奖，系狱的刘晓波未能到场，主办方为其摆放空椅子。该投屏图片旨在以图像方式唤醒公众对刘晓波的记忆

《释放良心犯》：提醒国际社会关注因表达、信仰、公民抗命而遭当局拘押的中国良心犯处境。

在国际人权日举行的原因

“中国行动”表示，他们选择在国际人权日一刻于中国总领馆外表达立场，是为对抗全球规模最大、最系统性的人权迫害政权。 “在世界各地纪念人权日的今天，我们选择站在这里，是为了反抗全球最大、最系统性践踏人权的政权：中国共产党。” ——中国行动。

该组织也向关注公共议题的群体发出呼吁：“我们呼吁并期待所有为人权奋斗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中共对基本人权的持续侵犯。”

组织背景

本次行动由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发起。今年8月，中国行动在纽约、柏林、伦敦、东京、悉尼、东京等全球多个城市接力发布《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号召在中国发动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结束专制、建立民主。中国行动于11月26日进行了首次投影抗议，引发中文社群及国际媒体的关注。

该组织表示，其目标是： “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新中国。” 该组织倡导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同步抗议、罢工、罢课等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投影行动由“中国行动”在纽约的成员与志愿者执行。

现场与舆论反应

此次投影现场的影像最早由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该账号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社会事件。

活动期间，纽约警方未到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也未对现场情况作出公开回应。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未就此行动发表评论。

政治背景：

国际人权日、刘晓波与良心犯议题。 12月10日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的纪念日。近年来，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以下议题： 中国境内大范围的言论限制 任意拘押、酷刑及政治犯（“良心犯”）问题 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人权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大规模打压 刘晓波是最为国际社会熟知的中国政治犯之一，他因倡导宪政与人权被捕，后在服刑期间「被肝癌」去世。

中国行动声明（引用）

“面对中国人民被迫处在民不聊生、基本权利不断遭践踏的极权统治之下，我们希望更多人加入全民反抗运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

媒体联系

活动发言人：苏雨桐
Telegram / Signal：+49 1512 6330886
Email：709lawyer@gmail.com

国际人权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外墙再现大型政治投影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本次活动也是继今年8月初“中国行动”在全球多地“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发布以来、又一起提出明确政治诉求的公民行动。

 事件经过

 当晚，活动者在领事馆对面街道架设GOBO投影灯，将直径约18米的图像清晰投射到领事馆外墙上。投影持续数十分钟，期间未遇到制止。

投影内容包括四组不同主题的图像：

名称：《举白纸》

图注：投影内容包括”不要独裁，要民主”、“白纸运动三周年”等标语

名称：《钟表》

图注：投影显示”时间到了，下台吧”字样

名称《滚球》

图注：投影以中英文呼吁领导人下台

名称：《中国行动》

图注：投影展示组织名称”中国行动”

所有投影均附带”#全民反抗运动”标签。

组织背景

此次行动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行动”（China Action）和「全民反抗运动」（China resist）发起。该组织在其公开声明中表示，其目标是”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

该组织为非营利组织，由”现代政治文明倡导者”发起成立，主张通过”推动在约定的共同时间统一举行抗议、罢工、罢课”等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推动中国民主转型。

此次投影行动的参与者为“中国行动”组织在纽约的成员和志愿者。

推特帐号：

中国行动：       @china_action

全民反抗运动：@China_resist

“中国行动”官方网站：https://chinaaction.org

政治背景

此次行动发生在”白纸运动”三周年之际。2022年11月，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手举白纸表达对中共当局极端防疫政策及借疫严控民众自由的不满，部分示威者喊出要求政治改革及「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该运动被视为198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公开抗议活动之一。

白纸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放松此前实施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并在2022年12月逐步解禁极端疫情管控措施。

现场反应

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上活跃的中文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首发了现场图片和视频。该账号长期关注和传播中国境内的社会事件。

据现场观察，投影进行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没有人员外出回应，纽约警方也未到场干预。

截至发稿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美国国务院均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媒体采访请联络：

活动发言人：苏雨桐

+4915126330886（Telegram 、Signal）

邮箱：709lawyer@gmail.com

纽约中领馆外墙现反习投影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中共对这段历史当然是回避的，不能回避的时候则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来搪塞，并掺杂“苏修逼债”等谣言，逃避这是毛泽东利用专制体制造就的个人独裁权力一手制造的空前绝后的“人祸”，对此另有专家学者写过无数研究文章，戳穿了当局的谎言。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郭飞雄文集》出版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张千帆 | 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习近平的日子不长了，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了，不信你去问问村间乡民，连他们都说共产党快完了。中国人都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这个中国人不仅包含被奴役的普通民众，也包括共党体制内大部分的官员，大家都知道他们长不鸟了。

习近平近平完蛋，共产党完蛋，已成定势，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迎接没有习近平近平没有共产党的真正的新中国了吗？

今天无羁少帅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抛砖引玉，供全体中国人参考。

我认为，为加速习近平个人独裁的灭亡，习近平身边的官员可以用各种办法罢黜他，一旦成功就会成为人民英雄，历史一定会记住你的功绩。这也是扭转中华民族命运的代价最小的方式。

至于党内高官，你们中也有良知未泯的人，你们也爱自由，渴望中国早日民主，也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无奈被习近平近平胁迫绑架不得不屈从于他，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心中的明灯，多多结交党内同样良知未泯的人，你们互相保护，心照不宣，不要让一个又一个善良的人被习近平丢进了他的绞肉机，未来的中国需要你们的一份力量。

习近平不是禁止你们互相见面联络感情吗？没关系，一个有良知的人爱好自由的人，他的思想表现在平时为人做事的细节里，你们的智商都不低，一定能够看出来谁值得深交，不必商量，不必非要语言沟通，用你们的心灵彼此联结，互相帮助保护，尽可能在习近平的屠宰场里保全彼此，不要让善的力量被暴君屠戮殆尽。

至于股民，不要亏钱了就去跳楼更不要炸什么公汽，股市为什么跌你得知道元凶是谁，中国股市不是自由资本市场，也不是经济市场，江湖时代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习近平时代中国股市是政治市，中国股市里下降的每一点指数都是习近平的政治正确的功劳，他的政治正确通常状态下代表着错误，他抓捕企业家没收他们的财产，天天喊着抓间谍，动不动要制定国际规则要全世界都听他的，却不知谁都知道他不过是想把腐败把野蛮把贫穷把弱肉强食推广到全世界，他这是在与人类文明为敌，他以为别人不知他的司马昭之心，他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却不知自己一直是个笑话，看看当今世界，已经没人跟他玩了！中国股市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他想毁的不仅仅是股市，他想毁的还有经济，还有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一切，想毁了中国人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只要能够永远掌控权力，谁都可以死去，视人命如草芥的人怎会在乎你的生命与财产？这样的英明领袖在股市不死天理不容，谁当证监会主席结果都一样的，只是替罪羊不一样而已。

所以，中国股民，不要再做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事了，觉醒吧，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谁才是你们的敌人，乐观一点，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振作起来！觉醒自己并让别人觉醒，劝说亲友中有能力的人为未来的新中国做准备吧。

怎么为没有习近平没有共的新中国做准备呢？

1. 持续唤醒身边的人，并观察周围已经觉醒的人，自觉的互相汇集在一起，一旦有事，便于为稳定社会秩序而协调行动。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官场坏人为了保护邪恶政权杀人，一旦发现这样的人，一定要团结起来消灭他，否则无数的人会被他杀死，不要忘记他们的遗传就是心狠手辣残暴血腥；防止官场有些本质上就坏的人摇身一变再次抓住权力继续鱼肉百姓；防止社会上流氓土匪被利用打砸抢破坏我们的家园，等等。

2.如果你已觉醒且在体制内工作，公检法司的人要尽力善待政治犯，一个民族需要自由的灵魂，这类人敏锐且智慧坚强，这类人是一个民族的精魂，能够引领整个民族走向文明。几千年来为什么中国一直在专制的泥潭里挣扎？因为，自秦以来几千年，统治者一直在敌视自由的灵魂迫害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见解和行动唤醒大众，民众的愚昧是野蛮的温床！所以，前总理温家宝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以一代代的中国人在一双双的翻云覆雨手下苦苦挣扎苟延残喘，自由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瑰宝，请务必善待他们，未来的新中国需要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比如帮助监督新的政府，寻求更好的社会各界合作模式等等，都需要他们的参与。

还有海外华人，你们离开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认为国外赚钱更容易，有的认为国外更民主自由更有人权，有的实在厌恶国内治下的各种乱象比如污染比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有的是被迫害不得不远走他乡，但是无论你们在国外多少年，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害怕中国共产党，你们虽然人在海外，却不敢说共产党不好，你们害怕因此共产党不让你们回国了，你们怕在海外被骚扰被暗杀，你们还担心国内的软肋被牵连，虽然身在海外，你们却无时不刻笼罩在共产党红色恐怖的阴影下，这样的日子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受够了！共产党一日不亡我们就不能过人一样的日子！想一想，共党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他们屠宰着别人也屠宰他们自己，他们屠宰百姓也屠宰他们党魁，试看他们的过往，毛的家族习近平的家族，谁家没有被迫害？虽然江青毛远新之流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在正常国家，他们本可以不需要犯罪的，或者说本可以不必背负几条人命的。所以，海外华人，从对共产党的恐惧中走出来，习近平不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吗？你们要讲真中国故事，走出去，告诉身边的人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争取全世界的支持，全球灭共，因为这，关乎全人类的未来！

亲爱的同胞们，2024年来了，你们听到了国内比任何一年的除夕都要密集的爆竹声吗？那是中国民众在表达除习近平的热望，习近平不敢过除夕，中国人就偏要过！还要热热闹闹过，还非要放鞭炮驱你这个恶獸！同胞们！他们的丧钟已经被习近平敲响，让我们静静等待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我们努力，我们勇敢，我们收尸，我们审判，再然后把他们的罪恶记入历史以警醒后人！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积极思考，做好准备！迎接没有习近平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推背图上说，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说的就是习近平，隐晦说法，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人不死，万人难逃，他若不死会害死无数的人。

未来的世界，没有共产党，很重要

文章出自无羁少帅

无羁少帅 | 迎接没有习近平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全书下载：《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pdf》

于松然 | 《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为什么每个独裁者都害怕他们的人民

早上好。今天能在这里参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要感谢组织者召开了这场非常重要的关于非暴力抵抗、高科技极权主义和中国未来的会议。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前来参会的各位。

今天上午，我将谈论民主和非暴力抵抗。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将花费大量时间讨论中国，我想提供一些关于这些相关主题的背景，以帮助构建本次会议的讨论框架。

我将谈论以下事项。

首先，我想分享一些有关世界上民主和独裁历史背景的观点。

然后，我想谈一谈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想提出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所处时刻以及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的思考。

【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

趋势：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悲观的时代，我认为有时候跳出当下，试图以更广泛的历史视角看待当前时刻是有帮助的。

让我们谈谈过去的趋势。政治学家指出，全球范围内，民主和独裁往往以波浪的形式前进和后退。

例如，第一波民主浪潮是漫长而缓慢的，历时近100年，从1828年到1926年。它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民主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可行的政治制度，并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中汲取灵感。在此期间，我注意到中国在1912年也顺应当时的革命潮流，结束了君主制，尽管这并没有导致民主变革。

然而，随着全球民主浪潮在众多国家中持续数十年，它开始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波浪在1920年代达到顶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的崩溃。相较独裁国家而言，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表现更为出色。新兴国家如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都希望将自己合法化为主权国家，他们还采用了民主宪法。在此期间，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日本和新西兰等国也朝着民主方向迈进。

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评估称，这波民主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创立了约30个“至少建立了最低程度国家民主机制”的政府。顺带一提，要注意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其中许多政府可能被判定为非民主政体，但在当时，相较君主制国家而言，它们相对拥有更多的民主机制。

这第一波浪潮势不可挡，但在达到巅峰后，出乎意料地迅速结束，并于1926年开始减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带来了右翼和左翼的极端政治运动，动摇了许多新建立的民主政府。

这标志着威权主义浪潮的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在此期间，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许多新民主国家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淹没。例如，意大利的民主在1922年被墨索里尼夺取。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政府都在政变中倒台。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希腊、西班牙和乌拉圭都变成了威权政体。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崛起，并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想象一下人们当时感到的绝望！人们可能认为民主是一个有限的试验，它失败了，不会再兴起。因为，到1945年，全球只有12个相对民主的政府存留下来。

第二波浪潮：

然而，随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浪潮。法西斯政权的军事失败标志着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崛起，并导致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进行去殖民化的运动。全球各地的人们反抗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要求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其他地方倡导的民主自由。同样，在当时的革命精神中，中国在这波浪潮中也经历了一场革命，虽然像之前那样，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在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高峰期，全球大约有50个相对民主的政府。

然而，这一趋势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引发了为期12年的威权主义浪潮，期间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民主体制滑向威权主义。特别是在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希腊、土耳其和尼日利亚等地，军事政变使数十个民主国家岌岌可危。威权主义也蔓延到了韩国、印尼、巴基斯坦和台湾。

第三波浪潮：

到了1974年，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数量从大约50个减少到大约30个，民主的全球前景看起来非常黯淡。正如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世界上自由的一个黑暗时刻”。一年前，一场政变结束了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六年前，试图增加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的努力被苏联军事力量粉碎。美国正在退出其在越南的悲剧性战争。老挝和柬埔寨很快被共产主义统治所淹没。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的丑闻困扰着美国政府。拉里·戴蒙德说：“在1970年代中期，你必须是一个怪人或一个浪漫主义者，才会相信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会变成民主国家。”

然而，这种怀疑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与悲观相矛盾的是，1974年葡萄牙出现了一场影响较深远的民主突破。接下来的几年里，希腊和西班牙也进行了民主转型。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是民主未来的重大转折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些国家继续走向威权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则朝着民主方向努力。这导致总体上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收获——在1974年到1982年之间，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从30%增加到34%。

这标志着一个非常渐进的民主进步的开始，但普遍的悲观情绪仍然存在。学者和分析家认为，威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宣布自己与美国结盟、获得美国贸易的好处，然后在国内压制人权来保持权力。

没有人预测到即将取得民主的重大进展。在1984年，民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更多国家将变成民主国家吗？”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前景进行了彻底分析，并得出结论说，“除了极少数例外，世界上民主发展的极限可能已经达到。” 换句话说，他认为民主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展。

然而，不久之后，未被认可的民主浪潮加快了步伐。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结束了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统治，随后是韩国的民主转型，然后是1988年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终结。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势头能传播到苏联吗？几乎没有人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事实上，在1988年9月，中央情报局（CIA）发布了一份备忘录，预测东欧政权将继续存在。

然后来到了1989年，这是苏联统治的终结的开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波罗的海国家、东德（1991年）和其他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进行了过渡。许多这些转变都涉及非暴力抵抗。

这波浪潮甚至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当强硬派试图结束那里的民主化时，广泛的非暴力动员阻止了1991年的政变。

当然，并非所有的运动都实现了它们的目标。一个民主突破几乎在中国发生，全世界看到了勇敢的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示威者实践的非暴力抵抗特别强大且有希望，与先前的武装革命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场非暴力抵抗采取了悲剧性的镇压，这并没有阻止这股浪潮在全球蔓延。

但这并没有阻止全球浪潮的发展。随着苏联的崩溃，民主传播到南非（1992年）和印度尼西亚。然后，21世纪初看到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尼泊尔的民主革命。总体而言，第三波民主浪潮一直延续到2006年，到那时，占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有58%被分类为民主国家。

此后，一波威权主义浪潮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与第三波民主浪潮类似，目前的威权主义浪潮开始缓慢。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它以一种不引起强烈行动共识的方式逐渐影响了民主国家。但在那之后，这一浪潮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在2016年到2022年之间，被“自由之家”组织分类为“自由”的国家的人口比例从全球人口的39%下降到了仅有的20%，而许多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威权政府也变得更加强大和压迫。我们还看到威权主义者增加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压制。而在此期间，我们也看到了非暴力运动的效力下降。

【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过去的民主和威权主义浪潮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过去的民主浪潮是在绝望时期出现的。每场反对独裁者的运动都是在残酷和绝望的情况下出现的。然而，独裁者并不总是像他们看起来那样强大。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参与战略性和持久的非暴力抵抗时，他们拥有巨大的力量。

另一个教训是专家和悲观主义者有时是错误的——他们有时会高估独裁者的稳定性，或者预测错误的趋势，有时也未能理解事件可以迅速发展的程度。

目前世界局势不容乐观，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如何应对时，牢记这两个教训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教训是，在过去的民主浪潮中，中国发生了革命，或者在1989年的情况下，曾经有过一场尝试性的革命。这些革命发生的事实表明，中国的人口和国内政治受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这些革命没有达到民主的事实表明，中国或许仍然过于与整个民主世界隔绝。这两个条件在未来会持续吗？我们拭目以待。我猜想，如果世界出现第四波民主浪潮，中国将再次受到影响，从而有机会进行民主变革。

现在，我想谈论过去民主浪潮中的另一个教训，它与非暴力抵抗在民主变革中的作用有关。学者们分析了过去的民主浪潮，并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暴力运动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研究了数百个案例。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非暴力运动是世界各地民主变革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以下是一些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

学者埃里卡·切诺威斯（Erica Chenoweth）在非暴力运动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专注于寻求政治过渡的运动，切诺威斯教授发现从1900年到2019年，这些运动平均成功实现目标的概率为51%。这大约是同一时期暴力起义的26%成功率的两倍。

但在过渡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研究还发现，当过渡是由非暴力抵抗推动时，民主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例如，在1900年到2006年之间，57%的成功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五年后导致了民主结果。相比之下，当暴力起义迫使政治过渡时，研究发现它只有6%的时间会导致民主结果。

此外，即使一个非暴力抵抗运动未能实现其明确目标，研究发现五年后仍有35%的机会出现民主结果。这表明即使一个运动不能立即实现其明确的目标，非暴力抵抗本身仍然能够为民主成长播下种子。

更高的民主稳定性也是许多非暴力运动的遗产。例如，研究发现，当一个非暴力运动导致了一个民主政府时，该政府的中位寿命为47年。相比之下，当一个民主政府是由暴力起义导致时，其中位寿命仅为5年，而不涉及任何基层抵抗（即自上而下的过渡）的民主转型产生的政府中位寿命为9年。

非暴力抵抗也比暴力起义更快见效——平均而言，非暴力运动持续大约三年，而平均暴力起义持续大约九年。

这只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关键发现。对我而言，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任何实现民主的计划都必须考虑到人民非暴力抵抗的关键角色。这些人群经常被忽视，但它们是最大的权力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次会议如此重要——你们理解普通人推动政治变革的力量。

现在，这使我进入我的讲话的最后一部分，重点是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

【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

在当前时刻，威权主义者强大且与全球其他国家合作。他们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害怕他们虐待和剥削的民众。他们害怕非暴力抵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镇压运动方面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实际效果，使运动的成功率降低。例如，在1990年代，寻求政治过渡的平均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为64%。到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中，这一成功率降至仅有34%。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呢？以下是一些建议：

首先，研究告诉我们，对社会活动人士的培训和教育很重要。分享有关如何组织运动、战略规划、选择战术以及管理非暴力抵抗的其他方面的信息非常重要。培训是支持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接受培训的运动倾向于动员更多的人，更有可能保持非暴力，并更有可能争取安全部队的叛变。接受良好培训的运动还倾向于遭受更低的伤亡。因此，如果你想取得胜利，建立支持运动定期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但在考虑培训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仅是一次性的参与。成为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是世界上最艰难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几乎每一个职业——无论是医生、工程师、律师、士兵——都经历了一个有结构的学习过程，得到了导师的指导，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领域来支持他们。我们也需要开始更多地为社会活动人士考虑这一点。

第二点是，投资于研究也非常重要，而且与培训完美地结合。培训可以帮助人们弄清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推动。研究可以帮助您弄清楚在哪里以及何时推动。例如，支撑特定独裁政权的支持柱是什么？它们在哪里强大，哪里薄弱？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内部存在哪些紧张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不断研究的重要问题。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知道数字威权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某个地方，仍然有人——有网络管理员、软件工程师、进口商和出口商——他们维护着那个系统。当你了解维持系统运行的所有关系时，有时就会出现施加压力的机会。

第三，支持非暴力抵抗要重点关注到女性的领导力。研究表明，女性在运动中的更高参与可以提高运动的成功率。具有更具性别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并包含妇女组织的运动也与更高的运动成功率相关。女性的参与有时还可以增加运动获取安全部队叛变的可能性。

第四，劳工组织也可以真正帮助运动。即使工人只是基于地方上的不满而组织，他们建立和行使权力的能力在任何争取民主或人权的斗争中都非常重要。支持他们是很重要的。

第五，媒体报道很重要。通过媒体更好地接触内部和外部观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发自己的媒体渠道，这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

第六点，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推动民主政府团结一致并支持运动是很重要的。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者联合起来试图打击民主。同样，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威权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嗯，这里有一个例子。正如您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利用经济压力改变民主政府行为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创建了一份共同防御协议——类似于经济版本的北约——他们将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威权主义者经济胁迫时相互支持。而且如果民主国家更系统地共同设计和实施针对侵犯人权者的有针对性制裁，会怎样呢？这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许多方式之一，更好地使自己成为争取世界更加民主未来的盟友。

最后，我要感谢大家，感谢你们付出时间、勇气，还有奉献精神。你们的工作至关重要。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与威权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正是像你们这样的人扭转了潮流。

哈迪·梅里曼 |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为什么每个独裁者都害怕他们的人民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在谈非暴力抗争之前，先谈两句暴力抗争。

1、暴力抗争不可一概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暴力抗争有正当性。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剥夺时，人们就有权采用一切方式，包括暴力方式，进行抗争。

2、暴力抗争未必总是导致专制，未必总是导致以暴易暴。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以暴力抗争方式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的先例。

3、退一步讲，即便是以暴易暴，也未必总是坏事。即便有些暴力抗争只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些。在古代中国，大臣们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引为前车之鉴。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居然能千秋万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坏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呢？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一来是因为非暴力抗争更符合我们道德理念，二来也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面对拥有高度现代化暴力工具的中共政权，非暴力抗抗争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1993年3月，刘晓波应邀访问美国，期间接受采访，谈到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刘晓波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 力，其中也有避免以暴易暴的考虑，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

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倪明说，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

达赖喇嘛也持相同的观点。达赖喇嘛之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出于理念，出于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出于策略。在2011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 有记者问达赖喇嘛，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你怎么对待他们的主张？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 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对方无言以对。在这里，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 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

主张暴力抗争的人常常举胡文海、杨佳的例子。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民运人士当胡文海、当杨佳呢？是民运人士“更无一人是男儿”吗？当然不是。民运人士也有不怕牺牲的勇士，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当胡文海当杨佳，是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争取的是改变制度，杀死几个无名小卒不能解决问题，和几个无名小卒同归于尽没有什么意义。再者，胡文海、杨佳是个体行动，我们这里说的暴力抗争是指集体行动。水浒传里，很有几个好汉，如李逵、武松、鲁达、林冲，或出于个人复仇，或路见不平，杀过恶霸、官吏或爪牙，但只有当他们奔上梁山入伙，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才算走上了暴力抗争之路。今天的中国，有产生梁山、井冈山的可能性吗？一位中共专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

有些人把彭明和王炳章视为海外民运中暴力革命路线的代表。这不符合实情。不错，彭明和王炳章都发表过主张暴力抗争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过暴力抗争的实际行动。彭明策划过在天安门广场放悬挂大标语的气球。这属于非暴力，不属于暴力。中共当局指控王炳章组织暴力恐怖活动，其唯一的一次活动是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对此，泰国警方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泰国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王炳章曾经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事实上，在对王炳章的秘密审判中，就连当局为王炳章指派的律师也为王炳章做无罪辩护，指出当局指控的罪名缺少事实依据。

据我所知，六四后，国内不少民运人士认为，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今后唯有暴力革命。有些人还认真策划，怎样搞到武器，如何拉起一支队伍，哪里建立根据地，如何打游击，怎样和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呼应，等等。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设想都没有实行的条件，于是不得不放弃了。

海外一直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打过一枪一炮，没杀过对方一兵一卒，而且也没组织起过一个排的队伍，没购置过够一支队伍的武器装备。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些朋友，有的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本来就不打算实行的，但也有些是严肃的、当真的。过去这三十多年，他们想来也是做过认真谋划的，但就是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驳倒了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如果有人要发表暴力抗争的主张，我请他们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有任何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都毫无作为？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席尔说：反对不采取暴力方式而采用非暴力方式的抗争，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方式非暴力方式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手段－－暴力。但问题是，如果暴力抗争也失败了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工具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我们不甘心屈服，不甘心投降。我们还是要抗争，于是我们重新找回了非暴力抗争。在今天，对我们民众而言，唯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必须看到，非暴力抗争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抗争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藉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藉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还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政局暗含着多种严重的危机。关于未来中国的变化，有很多分析和预测：高层发生政变，军队举行兵变，中共打台湾招致美国出兵爆发中美战争，中共政权被打垮，等等。这些分析和预测有多靠谱暂且不论。问题是，这里说的都是别人，不是说的我们。

搞政变必须是高层，搞兵变必须是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所以我强调，对于我们民众来说，面对中共暴政，只要我们不甘心屈服，我们就必须抗争，而非暴力抗争就是我们的武器。

胡平 | 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抗争比武装斗争更成功。我先分享两组统计数据。一个是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的统计研究。从1900-2019的120年中全世界有650场目标最大化的运动。所谓目标最大化的反抗运动指的是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这120年目标最大化的反抗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

顺便说一句，Chenoweth教授这个研究已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期上，1月15日出版，顺便做个广告推荐朋友们看看。

另一组数据，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05年的一个报告提供的。从197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30年中，全球有近80个政治转型，其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转型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

这些统计研究结果，对于我们思考以什么方式改变中国是有帮助的；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异议人士活动分子中，知道的不多。明显的原因有语言障碍、资讯流通限制，但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中间研究非暴力抗争、传播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太少。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没有信心。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只有暴力才是真正的力量。刚才林培瑞教授提到了共产党语言的毒化作用，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作用。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1949年毒害了太多的人。许多人只相信暴力，害怕有枪的人、害怕掌握着枪杆子的政府。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实际上，任何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服从、合作与支持。如果人们撤回服从与合作，统治者就没法统治下去。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许多人不认为有学习、掌握非暴力抗争知识的必要。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基恩.夏普（Gene Sharp）博士曾经从美国飞到北京做实地考察。他问一些学生领袖他们是怎么知道非暴力这种抗争手段的。学生领袖们兴奋地提到了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夏普博士进一步问，“你看过非暴力抗争的书吗？”“看过”。他进一步问：“你能否举出你看过的一本书名？”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

35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近些年一些由于一些人的努力，有些关于非暴力抗争的英文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情况似乎比过去有所改变，但改变还远远不够，因为学习的人依然只占很少的比例。

这些年我跟很多人交谈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或至少是部分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没有兴趣去看这方面的书，去理解非暴力抗争性质、潜力、方法与战略。我建议这些人多找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书籍看一看，也许会发现自己过去许多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丰富自己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提升这方面的认识，才有可能更有效地在中国开展非暴力行动。这种知识对于我们正确总结中国过去非暴力抗争所曾取得的成绩和令人痛心的失败，从中吸取可以用于未来的教益，非常重要。正如指挥战争需要学习军事，我们，特别是公民社会的领袖们，也需要学习、研究非暴力这门抗争技术。

小结：我们今天推动在中国开展非暴力抗争，还需要从这两个最基础的方面入手：第一，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增进关于暴力抗争的知识，学习、研究这门抗争技术。

王天成 | 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