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5年7月9日大抓捕律师公民后，被抓捕的律师的妻子起来抗争。）

2013年9月13日，针对当时频频发生的公民行使宪法权利或合法维权却被强加扰乱秩序、寻衅滋事、非法集会等罪名的司法乱象，王成、唐吉田、江天勇三位律师通过微博、微信发布“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成立公告”，发起成立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简称人权律师团，标志着以个案维权为重心的维权律师进入维权与人权理念并重的人权律师时代。公告称“人权律师团是人权律师的自由联合协作方式”、“中国律师均可自由参加或退出此人权律师团”，一时应者云集。至2015年傅政华、孙力军等人发动“709大抓捕”之前数月，人权律师团的律师数量达到峰值，约400位左右。鉴于自由参加、自由退出、松散协作的特点，人权律师团律师准确数量无从考证。

十年踪迹十年心，十年心事十年灯。2013年以来的十年，中国发生了太多变故，人权律师团律师也遭遇了重重打压，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十年蜕变。

一、人权律师和人权律师团的现实背景

在宪政、法治、民主成熟的发达国家，“人权”早已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权利觉醒和权利解放、代表着人类政治从一家一姓质变为人民主权、代表着人类政治道德趋势的词语。在中国，“人权”则长期是一个禁忌语，直到1980年代，“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仍充斥报刊。经历激烈争论和有限的思想解放后，“人权”一词才进入公众视野，198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称“人权”一词是“伟大的名词”，又称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2004年3月，中国修改宪法，人权首次入宪，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

然而，从宪法纸上的人权保障到现实中人权切实得到保障，相距何止万里！无论是就配套立法而言，还是就实践中落实言论、批评、罢免、选举尤其是自主参选等宪法基本权利，以及保障人身自由、财产权、不受非法刑事追究等基本人权而言，尊重和保障人权都远未成为现实。在过去二十多年被称为“新圈地运动”的倒卖土地、强征强拆浪潮中，地方政府急功近利、饮鸩止渴、不计长远后果，制造了巨量的官商勾结、侵犯市民或农民土地权利、房屋等财产权利的恶性人权案件，制造了数千万的访民群体，并对权利和主体意识觉醒、主动行使公民权利的民间各界人士滥施刑罚，制造寻衅滋事、扰乱秩序、颠覆政权等等冤案。

大量人权案件的发生，凸显出传统的权力至上和强权思维与公民新生的权利至上和权利思维、传统的人治和威权之治与权利保障和宪政法治之间的根本冲突，凸显出纸上的立法——其中有不少光鲜却口惠而实不至的法律及条款如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与有法不依、有法难依以及权力、官员恣意践踏法律的根本冲突。这正是人权律师和人权律师团诞生的时代背景。

二、人权，一个伟大却敏感而尴尬的词语

自1981年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把“人权”一词称为“伟大的名词”至今，不能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同样也不能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或实质性的改善；自2004年人权保障入宪以来，除宪法第三十三条一款抽象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外，至今并无其他旨在落实人权保障和救济的具体立法，相反，在人权入宪的同时，强拆强占、以法制教育之名限制或剥夺特定群体的人身自由等等恣意侵犯人权的现象继续大量发生。

人权或维权皆以公权力为背景，都是针对公权力的侵权行为，都是向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法公权力讨回正义，区别于民事主体之间的私人侵权索赔。源于此，在公权力特别是以国家暴力面目出现的公安警察权力长期独大、私人权利长期被压抑的中国现实下，人权或维权、人权律师和人权律师团都会被公权力特别是公安警察权力视为不安分、不顺从、不驯服乃至敌对势力。2012年7月31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一文，回避中国真正的挑战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型即治理模式转变这一根本难题，反而臆想出一个新黑五类敌对势力，并把维权（人权）律师列为新黑五类之首。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人权仍是似迎实拒，实质上仍然认定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因而有关人权保障的配套立法停滞不前，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少数几部涉及人权保障的法律基本不能有效实施，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人权被公安等公权力侵害的现象基本无法得到救济，“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异化为一个暴露中国人权缺陷的敏感而尴尬的词语。

以下几点或可解释人权和人权律师的敏感和艰难处境：

其一，人权方面上沉重的历史欠账。大致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1958年“大跃进”、1959-1962年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年十年“文革”、1983年踢开刑事诉讼法的“严打”、至今讳莫如深的1989年、反科学和反人性的血腥计划生育、狂飙突袭的强拆强占、“709大抓捕”，人权灾难一场接着一场。中国的人权欠账、人权历史包袱之沉重，举世罕见。这些人权欠账，即便得到公权力“平反”如多数右派，也仍未得到充分的道义和法律公正，更遑论经济赔偿。人权理念在民间的发育和扩展，人权律师对人权个案的代理，都会使民众和公权力双方联想到过去沉重的人权欠账，也会使公权力高度忧虑民众对历史欠债的追责，更会使公权力无端猜测人权律师代理人权个案的动机，直至对人权律师予以打压、迫害或强加颠覆罪名。

其二，公权力远未准备接纳人权理念和民众的人权行为。这一点从2013年开始的多次反宪政、反普世价值浪潮，以及以寻衅滋事、扰乱秩序和颠覆政权等罪名打压言论、批评、监督、集会、自主参选等基本人权得到证明，而首当其冲受到打压的就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被列为新黑五类之首的的维权（人权）律师。

其三，人权律师对人权案件的个案代理具有曝光并制约公权力违法的效应，因而被公安等公权力怀恨在心。尽管个案代理本身并无任何直接的政治意义，然而，强权意识根深蒂固、既缺乏更敌视现代法治理念的公安等公权力无端把人权律师正当、合法的个案代理认定为对公权力的打脸、揭丑、挑衅、寻衅和颠覆；在传统人治和强权意识形态支配下，嘴上、纸上空喊法治，实质上敌视法治，进而敌视在个案中追求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人权律师，于是限制人权律师代理所谓敏感案件、强制注销或非法吊销人权律师的执业证书乃至直接对人权律师强加颠覆罪名等等反法治手段一哄而上。

“人权”这个纸上“伟大的名词”就这样在现实中被公权力掏空，沦为一个只可臆想、不可当真、不能变现的敏感而尴尬的画饼，人权律师就这样被公权力幻想为、制造成敌对势力。

三、人权律师短暂的高光时刻

从2013年9月13日发起成立，到2015年7月9日傅政华、孙力军发动“709大抓捕”的近两年时间内，人权律师团律师代理了大量影响重大的案件，参与了多起足可载入中国法治史册的事件。

1、范木根正当防卫案。2013年12月3日，苏州范木根先生因不堪忍受非法的拆迁公司对其本人、妻子、儿子的长期骚扰、殴打，合法行使正当防卫权利，怒杀拆迁公司流氓员工二人。范木根家人先后聘请人权律师刘晓原和人权律师团律师王宇、张俊杰担任范木根的辩护人。苏州中级法院、江苏高级法院最终作出一个玩平衡的判决，认定范木根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刑八年，拒绝确认范木根的无限防卫权，不构成犯罪。

范木根案暴露了中国房地产新圈地运动饮鸩止渴、急功近利、不计后果、不可持续等发展模式上的根本弊端，十年之后的今天，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巨头开始爆雷，掠夺式发展的房地产业终于陷入难以为继。

2、建三江事件

2014年3月20日，人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接受被非法关押者家人的委托，前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农场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反被当地公安行政拘留，全国各地数十位人权律师和一百位左右公民纷纷赶往建三江进行抗议和控告。建三江事件赢得国内外网络世界和国际社会、国际机构的广泛关注。

2014年4月2日，胡锡进在其任总编的《环球时报》上发布《律师不应为自我炒作鼓动社会对立》一文，声称“中国基层仍有少数‘法轮功学员’……基层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办学习班等教育方式。学习班不是劳教，但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学习班的法律性质存在某种模糊性”，企图掩盖此种“文革”式学习班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实质。

建三江事件将周永康时期法外建立的“法制教育中心”这种“文革”式学习班的非法性暴露无遗，让傅政华、孙力军等主事者颜面尽失，据称建三江事件后全国各地数百家非法的法制教育中心被迫撤销。

建三江事件四位律师遭建三江公安酷刑，四位律师共累计24处骨折：唐吉田律师肋骨等部位10处骨折，江天勇律师8根（处）肋骨骨折，王成律师3处肋骨骨折，张俊杰律师肋骨、锁骨3处骨折，锁骨骨折尤为严重，对其生活造成长期乃至终生影响。

3、庆安事件

2015年5月2日，公民徐纯合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火车站凭票进站候车，被检票员无理阻止，遂与保安发生冲突，后车站警员李乐斌赶到，枪杀了徐纯合。著名维权人士吴淦（屠夫）获得了一段现场视频，显示李乐斌开枪毫无必要，律师界和公众群情激愤，涌向庆安，争取代理徐纯合案，并进行抗议，要求公开现场完整视频，多位参与代理和声援的人权律师和公民被庆安公安非法拘留。后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均介入调查，但始终不肯公开完整视频，庆安事件至今真相不明，并成为稍后“709大抓捕”的直接原因。

4、江西方春平等人冤案

2015年5月，人权律师张维玉等近十位律师因代理蒙冤下狱的方春平等人申诉，要求阅卷，遭江西高院无理拖延，被迫在江西高院门前冒雨抗议，持续旬余，人权律师李和平和著名维权人士吴淦也参与抗议，吴淦被南昌公安非法行政拘留，后被非法转为刑事拘留。

“709大抓捕”中，傅政华、孙力军操控的专案组企图对律师、公民在江西高院的合法抗争构陷罪名，但因方春平等人案件乃无可争议的冤案，傅、孙之流不得不罢手。不久，江西高院被迫对方春平等人的申诉立案，宣告方春平等人无罪，并予以国家赔偿。

四、“709大抓捕”：人权律师的至暗时刻？

吴淦在南昌被抓预示着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面临着黑云压城的风险。

“709大抓捕”以2015年7月9日凌晨前后非法抓捕包龙军、王宇律师一家开始，10日又集中非法抓捕参加“七味烧安徽土家菜”餐馆聚餐的李和平、周世锋、刘四新等律师以及胡石根、勾洪国、翟岩民、赵威、刘永平等维权人士，同时还非法抓捕锋锐律师事务所黄力群律师、谢远东律师、实习律师李姝云、出纳王芳，并非法控制锋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人权律师刘晓原；稍晚又非法抓捕北京人权律师谢燕益、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广州人权律师隋牧青，约一个月后又非法抓捕人权律师李春富、锋锐律师事务所人权律师王全璋。同时，全国各地约300位人权律师、维权人士被非法带走、约谈并遭恐吓。

201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文《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宣称“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央视也同时发布相同的歪曲、丑化报道。

傅政华、孙力军之流杀良冒功，把七味烧聚餐中纯属行使宪法自由表达权的言论勾兑成所谓颠覆政权的纲领、计划，把律师、公民完全正当、合法的代理和维权行为污蔑为违法犯罪，先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政权罪对所有被非法抓捕的律师和公民刑事拘留，非法关押于不受监督的不知名宾馆，而非看守所这一公开、法定的拘留场所，并调动武警部队24小时贴身看守，最后更罪刑擅断，把煽动颠覆政权罪升级为更重的颠覆政权罪，企图置被非法抓捕的律师和公民于死地。傅政华、孙力军之流践踏罪行法定、无罪推定原则，强令并勾连央视，大搞“文革”强迫认罪、未审先定、酷刑逼供陈腐老套，欺骗、愚弄底层民众，企图营造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罪大恶极、人人该杀的民粹氛围。傅、孙之流强令、勾连央视炮制虚假“新闻”，从根本上摧毁了央视的公信力。在2019-2020年的武汉疫情期间，傅、孙等人再次上演了强令、勾连央视制造虚假“新闻”、迫害李文亮等吹哨者的一幕，再次重击了央视的公信力。

在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压力之下，“709大抓捕”不得不草草收兵，傅、孙二人未能如愿摧毁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自己反倒被彻底摧毁，两位仁兄而今已在最奢华的秦城监狱享受其应得的余生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乎？

“709大抓捕”之后，对人权律师的打压继续进行。二十位左右人权律师被罗织“罪名”而吊销执业证书，另有二十位左右人权律师被强迫注销执业证书，多家由人权律师设立的律师事务所被强迫关闭，多位人权律师不能正常执业，李昱函、余文生、张展、谢阳、覃永沛、常玮平、陈家鸿、郝劲松等多位人权律师和法律人被构陷下狱，其中张展律师在疫情巅峰之际孤身深入武汉实地报道而被构陷寻衅滋事罪，绝食抗争，堪称奇绝！

十年期间，人权律师还代理了秦永敏先生、郭飞雄（杨茂东）先生、王臧和王利芹夫妇、许志永博士和丁家喜律师等人“12.26厦门大抓捕”等众多人权案件。

十年期间，人权律师在极大的压力和风险之下，依法代理了大量各种宗教信仰案件。

十年期间，我们亲见人权律师先驱高智晟先生被强迫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十年期间，多位人权律师在默默奉献中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近三十年来，各转型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无不以人权律师被打压为风向标，然而人权律师被打压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程度之烈、持续之久，当以中国人权律师为最！人权律师由于精通法律，由于对宪政、法治、人权的坚定信仰而自然成为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一股中坚力量。仅从人数上看，中国人权律师仍是小众群体，此乃情理中事，时代的风向总是由小众群体作为先导，各国人权律师在转型期间无不小众。毫无疑问，尽管是小众群体，但中国人权律师所矢志信守的宪政、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早已深入普通中国民众的内心，中国人权律师也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绝非少数，更不孤立！

十年来，中国人权律师虽饱受打压、损失惨重、处境艰险，但宪政、法治、人权的底线无可退让；中国人权律师虽屡受磨难，历经雨雪风霜，仍忍辱负重、奋力向前，如翠竹，似苍松，在中国这片宪政、法治、人权的盐碱地上，咬定青山，扎根乱石，艰难耕耘。我们坚信，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之下，中国这片古老的盐碱地定能结出宪政、法治、人权的硕果！

中国人权律师团十周年记——咬定青山不放松，雨雪风霜仍峥嵘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最近又有位中国的异议人士成功逃出极权党国体制的控制。这位男子名叫权平，8月16日下午凭著水上摩托车从山东省骑乘300多公里到韩国仁川近海，耗费14个小时，终于到了自由国度。另一个故事就没这么幸运了，2020年8月有12名香港人尝试偷渡台湾，途中却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拦截拘捕，并不同程度地被判监禁，其后陆续服刑期满返港，今年8月被关押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人邓棨然刑满出狱，但这12位港人依然需各自面临香港司法对其控罪。两起逃亡故事结果虽不同，但这些人士的逃亡原因皆不外是想摆脱中国共产党的控制，逃向真理与自由的地方。

近年来“润学”成了中国网民们彼此深入探讨互相学习的话题，移民、就学、跳机都是选项，更有甚者选择危险度更高的“偷渡”或“走线”。日前还因为有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客滞留义大利，因此传出义大利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暂停对中国团体办理签证。中国人“润潮蜂拥”已是常态，不但不堪忍受压迫的老百姓、民营企业家要“润”，甚至党政官员也纷纷出逃。

如果说老百姓的出逃只要能够润成功就会迎来自由新生活，那么独裁者的帮凶如果不及时跑掉恐怕性命也要被反复无常的独裁者吞噬，而独裁暴君一旦失势则如过街老鼠，无处可逃。

最该润的是独裁者的帮凶

近日一度反叛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的雇佣兵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首脑普里格津（Yevgeny Prigozhin），在乘坐私人飞机途中坠机身亡，机上10人包括3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目前实际原因虽未被证实，但多家媒体皆怀疑背后因素可能与普丁有关。而其实早在6月29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Kyrylo Budanov）就曾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获得授命，要刺杀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这也让历史上曾经历同样宿命的林彪再次成为话题人物，那段“九一三坠机”往事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林彪”代表著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但最后因不再获得信任而下场凄惨。但在不得民心的独裁国家中，其实何止亲信，协助独裁体制国家暴力运作的执法人员，最后都将面临一场大审判。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45年的纽伦堡大审。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德国社会将问题推到了犹太人身上。残酷的灭族暴行在二战后曝光，当时纳粹德国战败，同盟国通过《国际军事法庭宪章》（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审判24名纳粹德国军政首长，12人被判处绞刑、3人获判无期徒刑、4人获判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其中不乏“听命行事”的执行者。

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是仿照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28名大日本帝国战犯，其中7人遭判绞刑。为特定战争罪行设立专门法庭也史有前例。1993年至1994年间，在时任美国总统的柯林顿（Bill Clinton）推动之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与卢安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ICTR）分别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负责调查、起诉与审判南斯拉夫内战与卢安达内战的战争罪行。

这些追随独裁者的帮凶，没有在恰当的时间润，也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后路，最后结局是遭到了清算和制裁。……

独裁者无处可逃

如果说上述的故事是协助独裁体制运作的小螺丝钉的遭遇，那独裁者本身的下场又会如何？这可以参考1989年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古（Nicolae Ceaușescu），他作为共产独裁者在任长达24年之久，民不聊生，对百姓实行严酷的警察统治，最遭人诟病的是他于1985年10月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令》（The Great Romanian Typewriter Decree），也就是把打字机视为“危险的机器”，凡拥有打字机或是要成为打字员都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必需领到使用执照，否则严加处罚。所有不合理统治下形成的压力，最终在1989年爆发，后因军队倒戈，反对派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用新的政权机构通过的新法律对其夫妇进行审判，自12月22日齐奥塞斯古与妻子伊莲娜（Eleana）被逮捕，到25日被判处死刑，才3天便立即执行枪决，两人最后一起死在乱枪扫射之下……

另一位被枪决后吊挂在广场上示众的还有义大利领䄂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一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一位志大才疏又充满野心的政客，一心想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先是失败的效仿德国大肆逮捕犹太人，但义大利和德国国情不同，不仅没有让义大利财富增加，还导致了商人出逃及经济的萧条，而后又带著义大利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但人民根本不想打仗，这也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义大利军队消极作战的主要原因。但墨索里尼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和威望，积极对外扩张。在战争中除了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以外，还因占领了落后的衣索比亚导致需投入高额的建设费，财政不堪重负。在一系列错误决策下，义大利变得国力薄弱、军队厌战、财政匮乏、资源短缺，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943年同盟国军入侵西西里岛，法西斯大议会决定倒戈，反墨索里尼。最后维多．伊曼纽三世（Vittorio Emanuele）国王下令军队逮捕墨索里尼，将其囚禁在蓬扎岛（Ponza Island），最后虽被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救出，在义大利北部建立起新的法西斯政权义大利社会共和国，不过，随著德军在战场上吞败，墨索里尼的政权也随之瓦解，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和情妇贝塔西（Claretta Petacci）试图逃往中立国瑞士，却被义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发现，隔天墨索里尼和贝塔西就在科莫省（Como）梅泽格拉镇（Mezzegra）朱利诺村（Giulino）被枪决，并被带到米兰倒吊在广场上示众……

小螺丝钉的良知撼动历史巨轮

当然也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不一样选择的人。1989年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试图调集军队镇压人民时，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Vasile Milea）不愿向民众开枪，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他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再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广大的罗马尼亚士兵更是拒绝执行压迫人民的命令。最终导致齐奥塞斯古选择了逃跑，还面临被抓捕和处决的下场。yibaochina.com

发生在同年，八九六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军长徐勤先，也拒绝服从前往北京镇压学生的命令，表示绝不成为历史的罪人。徐勤先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时，他已经是少将军衔，在党政军的仕途可以一帆风顺。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因为拒绝镇压、同情学生，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和军籍，拔除少将军衔，最后被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表面上看，徐勤先似乎失去了很多，但实际上，他获得了道德与良心上的胜利。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被载入史册。六四后，即便是李鹏这样的中共高官，也在自己的回忆录《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推卸六四镇压的责任。可见他的心是不安的。这就是良知的力量。徐勤先被当做是一个道德楷模，永远为后人铭记。在选择良知道义的那一刻，徐勤先已经胜利了，而他的艰辛遭遇，是为最后的胜利增添了令人感佩与敬重的故事。yibaochina.com

在独裁体制里或许有些人感到无奈，消极的认为身不由己，但其实只要良知尚存，都有机会再开辟出一条内心真正解脱的道路。独裁者惧怕良知。因为良知的存在曝露了独裁者的残暴与怯懦。良知的旗帜展现的是抗争者的自信、伟大和从容。且往往小螺丝钉的关键选择，是撬动邪恶政权的杠杆。因此，选择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就是对独裁政权的最大挑战。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不得不将自己打造成道德的化身，目地是要避免良知对自己的审判。一旦独裁体制中的每一个螺丝钉都逐渐觉醒，独裁者才会明白，他们的暴政无法千秋万代；他们的统治无法天长地久；他们的谎言有一天终将戳破，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选择和良知站在一起。历史也早已演绎出他们不同选择的结局……

在这个大时代的巨轮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在面对良知的历史意义，也看到了良知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催化价值。良知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在人民与帝国之间、鸡蛋与高墙之间、悲鸣与强权之间，任何一个人都有选择权，其中，也包括了你、我，以及独裁者本身。

作者简介

张明天，东吴大学人权研究学程研究生，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研究专员

张明天 | 无路可逃的独裁者与其帮凶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一名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废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
推特截图/古亭提供

端午节期间，北京大学出现反对中共专制制度的标语。一名抗议者在校园内一家食堂门口高举写有”废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的纸牌。据报，该举牌者被校方保安带走。北大保卫部在接受本台查询时，对此事既不证实，也不否认。

时隔三十四年，北京大学校园内再度出现抨击中国政治体制，呼吁实施多党执政的政治性标语。据海外媒体中国数字时代以及推特信息和图文显示，6月22日，一名身着驼色长衫的抗议者于端午节假期在北京大学家园食堂门口举牌，随后被学校保安带走。现场图片显示，举牌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废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与以往的一些抗议不同，这名抗议者主动在标语牌上留下了自己的墙外账号信息“YouTube/Twitter HOBBIE SEPTEM”。而另一块置于墙边的标语牌则写着“民主革命始动 #风雷 #NOW革命”。经网民核查，标语牌中所写的YouTube/Twitter账号均存在，两个平台的账号注册时间均为2023年5月。账号显示这名抗议者是一个名叫“张生”的男性。其备注为一名“中国作家”。

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遭到当局武力镇压后，北京大学极少出现政治类标语。中国异议人士季风本周五（2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留意到相关信息，事件反映学生们对社会现状不满：“现在的现状是三年疫情最终的结果，封控、对残酷的舆论压榨，还有经济的滑坡。因为经济滑坡，人们觉得生活越来越艰难。”

北大保卫部未否认学生举牌 拒披露被捕者

本台就此致电北京大学保卫部查询被带走学生的下落：

保卫部：“你好，信访保卫部。”

记者：“你好，昨天在家园食堂门口举牌的那个人放了没有？抓的那个人？”

保卫部：“因为我们是值班室，我们不知道那个事情。再见。”

对方说完，径自挂断电话。

八九学潮经历者季风说，在大规模爆发学潮之前，北京已经有零星的反专制风潮：“从1985年，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报刊载文章，叫‘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起义是从那时开始的，直到1989年。虽然那时候政治风险比现在小得多，人们各种各样的想法遭到了反中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打击。对此，人们强烈不满。”

去年北大青年举牌声援白纸运动 今年反专制

去年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举起白纸，要求结束疫情“清零”，其后包括北大、清华等各地高校学生响应，十天后，中国政府宣布结束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 

不过，此次北大青年打出的是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的政改诉求。流亡澳大利亚的中国异议人士司令对本台说：“北京大学现在出现抗议活动，虽然非常零星，但是这种对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象征性意义，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言论管控达到空前严厉的时期，无疑开启了中国未来民主探索之路的曙光。”

据悉，此次北大出现反对专制制度的位置，与去年声援白纸运动为同一地点。

 记者：古亭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嘉远    网编：洪伟

【RFA】北京大学出现反 专制标语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作者：古莉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今天5月11日被广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郭飞雄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

【法广】郭飞雄以颠覆罪获刑8年 外交官被拒旁听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

周一（4月10日），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 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获刑12年。

丁家喜，图像来源，BBC CHINESE

【BBC】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丁家喜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获重刑最先出现在中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