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特征决定了全世界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成败：团结、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是什么因素让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发挥效力？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真理：在政治上，“权力永远不是别人给予的，要自己去争取”，那么结论必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运用了比其对手更强大的力量。
这一结论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权力来源于对物质资源的控制和使用暴力的能力”的假设相矛盾，并且对这一假设直接提出了质疑。如果这一假设完全正确，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在面对武装更好、资源更充足的对手时就必然会惨败。然而历史展示了一个由许许多多成功的非暴力抗争构成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可以回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其中的人物和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就像人性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下面举几个例子：
这些运动和其它公民抵抗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一个关于权力的重要认知上：一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机构、组织和制度，都依赖于大量普通人的同意、合作和服从。如果人们有组织、有战略地撤回自己的同意、合作、服从，那么总统、市长、将军和其他的统治者就无法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实施统治。
非暴力战术——例如罢工、抵制、群众示威、公民不服从、建立平行机构和其它几百种创造性的行动——是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使用这些手段不一定出于道德的理由，常常是出于实用的理由。有些人采用公民抵抗手段，是看到类似的战略在其它国家或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作用，因此认识到在可能的选择中，这种抵抗形式成功的希望最大。
然而，除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功的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之外，历史和当代也有一些失败或者结局不确定的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案例。在1989年，全世界既看到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暴力革命，也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屠杀。在过去10年里，缅甸、津巴布韦、埃及和伊朗的大量民众都使用了非暴力战术，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的目标都尚未实现。在东帝汶争取民族自决的成功斗争中，公民抵抗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这帮助推动了其它地方（如巴勒斯坦、西巴布亚、西撒哈拉和西藏）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但这些地方的斗争仍然悬而未决。
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案例和其他案例之间的差别？
在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运动和其他运动的成功或失败这个问题上，理性和见多识广的人们也会有不同意见（见注释1）。每种情况都非常复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很困难。我经常从学者、记者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观点是，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发展轨迹和结果，主要是由每场运动所处的社会结构、条件和特殊情况决定的。
例如，有一些观点说，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只有在压迫者不愿使用致命暴力的社会中才会有效。另一些观点说，特定的经济标准（如经济观念、收入水平、财富分配、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教育水平决定运动成功与否。还有一些观点说，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在决定运动结果方面的重要性胜过其它变量。其它观点可以引用的结构和条件因素（如族群多样性、政治和文化历史、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数不胜数。当然，其中许多条件确实能够影响一场特定运动的进程。
与结构和条件因素相对应的，是与一场运动开展斗争的技能有关的因素，例如学者们所说的“力量”。技能和力量是指那些运动一方可以控制的变量：运动选择何种行动战略；用什么语言来动员民众并让他们持续参与；如何建立同盟；在何处及如何打击对手；进行公民抵抗时涉及的其他无数决定。
在我看来，对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人常常严重忽视这些与技能有关的因素，或者对其重视不够。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理由之一可能是人们怀疑或不了解非暴力行动的前提——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转移，权力可以从顽固残暴的对手那边回到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这边。相反，人们假设在发生权力转移的案例中，一定是外界因素或特殊情况使成功变得可能。
然而，我们可以既重视结构和条件因素在影响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轨迹和结果方面的作用，又不轻视力量和技能的重要性。事实上，力量和技能是有用的，在某些案例中，它们使运动能够克服、避免或者改变不利的条件。
技能和力量很重要，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在诸如商业和军事等学科中，这被认为是常识。为什么非暴力斗争在这一点上就应该有所不同呢？如果有人告诉军队的将军或是公司的CEO，战略在他们的努力能够带来的结果方面仅有很小的意义，他们会感到可笑。如果人们认为斗争和斗争性互动的结果总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就不会如此著名了。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让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发挥效力？——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从历史上的运动中收集到的战略选择和最佳实践来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有许多和技能与力量有关的因素都可以影响一场运动的结果，但是（为了简便起见）如果我们从中提取几个成功的基本要素，那就是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三个特征：团结、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初看上去，这些特征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主要战术和微观角度看待运动时，这些特征的深刻意义和全局性含义往往会被忽视。下面详述每一个特征。
团结十分重要，因为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从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中汲取力量。简而言之：人数很重要。支持运动的人越多，运动的合法性和力量就越强，战术手段就越多。因此，成功的运动能够不断影响越来越多的群体：男人和女人，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城市人和农村人，少数族裔，宗教机构成员，农民、工人、商人和专业人士，富人、中产阶级和经济地位较低者，警察、军人和司法人士，以及其他群体。
成功的运动还能不断影响对手的支持者。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而持续进行的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力量之一，在于它能够引诱对手队伍中的人背叛对手，改变忠诚对象。例如，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持续不断的公民抵抗行动与他们所追求的民族和解结合在一起，能够为变革事业赢得普遍的支持并建立统一战线，甚至得到某些从前支持种族隔离政府的白人的支持。
参加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的人还必须就运动的方向做出复杂的决定。战略计划在其中有着最重要的意义。无论一个人的事业有多伟大，对手的行为在道德上有多站不住脚，单靠自发和简单的抵抗行动（即使这些行动完成得很好）通常也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计划好怎样把公民抵抗运动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并让人们普遍采纳，用以实现特定的明确目标，运动才能获得力量。
决定使用哪些战术及应该如何排序；根据运动想要代表的人们的愿望和不满来发展激动人心的变革主张；规划战术所要针对的个人、群体和要追求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建立可以用来谈判和建立联盟的通讯渠道等。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必须围绕这些问题创造性地制定战略规划。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对非暴力斗争所处的环境做出整体性分析。有效的运动都要正式或者非正式地收集信息，倾听草根民众的声音，并且通过斗争的过程不断地分析自己、对手和旁观者的情况，这是计划过程的一部分。
最后，只有有纪律地执行战略，战略才能发挥作用。在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中，破坏纪律的最大风险来自有些成员可能会使用暴力。因此，运动往往需要不断地对参与者培训非暴力纪律——人们即使在面对挑衅时依然必须保持非暴力的能力。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运动成员的暴力行为会大大降低运动的合法性，而且会给对手提供镇压的借口。此外，一场坚持使用非暴力的运动在斗争过程中更有可能吸引到范围广大的潜在盟友——甚至包括对手的支持者。
全面探索这些特征的文章可以写好几本书，非暴力抵抗的议题值得研究——而且也在不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每一场运动的出现，都会使人们对这一现象的集体理解增加大量的知识。然而，有关此种政治和社会行动方式的艺术和科学，仍然有很多东西有待探索和开发。
但是这三个特征——团结、计划和非暴力纪律——是永恒的。这三个特征也提供了一个总框架，运动的成员和支持者，以及报导和研究运动的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一框架来迅速评估一场运动的状况。运动团结吗？有计划吗？有纪律吗？将这些原则成功地运用到非暴力行动中的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更加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的道路。这些人将创造未来。
注释1：在本文中，我把“成功”的运动定义为实现了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失败”的运动定义为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这一定义也考虑了时间因素。一场成功的运动可能实现了它所预期的目标（如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但后来几年运动的成果受到了挑战并可能带来倒退（关于乌克兰案例的更多信息 ，见2010年11月17日奥莱娜 ▪翠格伯和奥柯萨娜·▪舒莉雅在《开放民主》发表的文章《人民力量获胜之后的斗争》）。相反，一场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如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而建设性地推动运动的理想（关于中国案例的更多信息，见2010年11月17日莱斯特·尔茨在《开放民主上》发表的文章《中国镇压的悖论》）。虽然不需要改变一场具体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分类，但这些后效可能很强大，也非常值得关注。
哈迪·梅里曼
201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