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鱼骨头
笔者以为，恢复中华民国，是大陆民主化的唯一捷径。一切推动中国民主的文武战术，皆应围绕着”光复民国”这一大战略展开，方能有明显性价比。
大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开国太祖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曾经就宪法话题，进行了一番嘲笑宪政思想的发言。他说:汉唐强盛，并无宪法。满清后期搞宪法，结果死得更快。国民党也制订了宪法，也挺当一回事的，不还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没必要把宪法当成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迷信宪法的宪政思想纯属”天下本无事，洋人自扰之”。 “我们共产党”只需要名义尊戴自己制订颁布的宪法即可，不必真的让宪法至高无上而压住了党的领导……最后，毛泽东说了一句乍一听似乎还挺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共产党”被推翻了，那么推翻”我们”的力量，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我们”颁布的宪法，对不对？
然而，大历史却扇了毛太祖一个大耳光。因为在他死后多年，才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的民进党，并没有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同样”推翻”国民党执政期间所制订和颁布的那部《中华民国宪法》。而是继续在这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自己的施政。
也就是说，台湾社会，终究还是解锁出了”政权高于政府”的现代制度文明。国民党就算输掉了选举而下台，也不意味着中华民国随之死去。
铁打的政权，流水的政府。民进党可以在中华民国的法统框架下，依法选举上台。国民党也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和平交权，先当一阵子反对党，等待下一次再被选民选上台。所以二者谁都不需要拆毁”中华民国”这个共识屋顶。而支撑着这个屋顶的承重墙，就是1946年12月25日三读通过、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和民进党，再怎么按照自己的趣味重新装修，也知道，不能搞得墙倒屋塌。所以，中华民国可以换执政党，但谁执政都不能换掉中华民国。毕竟，只有在古代，次啊是”国家是政府的”，在现代社会，就是”政府是国家的”！
但是，如果哪一天，中国共产党倒台了，其所缔造或篡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能存在吗？至少毛太祖的那番话，已经显示了，毛太祖自己都认为那不可能。
这往深了挖，就不难发觉，为何同为垄断型政党，国民党可以和平转型，而共产党不可能。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有退出机制，而共产党没有。
国民党的所谓”党国”，根据孙中山所手书的《建国大纲》，仅仅为训政时期的临时性制度安排。而”训政”时期的以党领政，也只不过是”军政”时期的军政府和”宪政”时期的民选政府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为了筹备宪政，并防止宪政后军方太强势，威胁到民选政府的。所以，”党国”会在行宪之后，圆满完成历史任务。如同皇上到了亲政的年龄，摄政王就可以退休了。后来的长期戒严，也是因为国民大会为应对内战，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得不实行紧急状态下的战时体制。后来解除了戒严，46宪法所规定的民权，也就顺利解冻了。
共产党的统治，不是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威权与极权，都是高能耗、高获取的战时体制。但威权有宪法程序授权，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种紧急状态法背书，自然也可以通过解除紧急状态，来回归日常状态。比如台湾在解除戒严、解冻民权后，就回归了1947年行宪后到1948年戒严前的那段短暂的常态时光。毕竟，中华民国有一个常态可供回归。
而中共的极权统治，从不宣布戒严，也永不解严，是战时体制的常态化。并且，中共自从1949年10月1日自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统以来，反复制订新宪法、频繁变更法统，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四度颁布宪法。如果一部宪法的寿命，短于一代人的平均寿命，甚至短于一个执政者的任期，这样的宪法当承重墙支撑起来的屋顶，能千秋永固吗？制宪，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不该反复发生的事！
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自我改良，并且改良到最后把自己给改下台。针对这种”万一”可能出现的便宜事，笔者也不断然否定其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只不过，笔者建议这类改良派关注两个讯号:
一，中共宣布建立”党产”概念，以别于国有资产。并且，还要以党员缴纳的党费和党営事业的收益，来给其各级党工发工资，而不是以国家财政和纳税人的钱，来发。
虽说国民党一直被人诟病”党库通国库”，也确被清查”不当党产”，但毕竟国民党有”党产”的概念，再怎么”党国”，还是知道党不等于国的。
二，中共修改五星红旗或至少重新解释五星红旗上最大那颗星的定义。并且去自己开的民政部，重新登记注册”中国共产党”这个民间社团法人。
如果中共不做出这两个动作，何以证明其走向宪政的诚意？谁能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值得保留的？只不过，即便中共做了这种自杀式的放权操作，最终最好结局，也无非是求仁得仁。
中共的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皆非真实民选产生。中共敢宣布自己此前所颁布的一切法律，皆因当年人大为非法人大，而统统作废吗？就算中共宣布，从今天起，实行真实民主，此前的选举和立法统统作废……但也仍然有问题。领导今天心情好，就宣布遵守宪法，哪天要是心情不好了呢？是不是可以再宣布宪法作废？那到底是领导大？还是宪法大？反正宪法是领导颁布的，解释权也在领导，执行到什么程度也看领导心情……那本质上和毛太祖又有何区别呢？
综上所述，未来的民主中国，绝不可能是改良后华丽转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试图帮助中共国民主化的努力，全都注定失败。当然，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共本身的不可改良。
倘若未来取代中共的大陆英雄，仅仅因为不屑于认国民党，就不屑于”中华民国”，要自己另起炉灶。这样做，要重新有一帮野心家冒出来争”国父”的历史地位，还有一帮半瓶子醋的文人，搞出一堆未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宪法方案。这就明显比沿用中华民国，成本更高，并且要重新摸石头过河，让国家再交一次学费。
更可怕的是，由此会重新陷入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永无出期！试想万一中国人普遍养成了这种历史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中华民国、中华联邦共和国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推翻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样搞下去，换一个党，就换一个国，那到底是党为国存在？还是国为党存在？
如果中华没有正统了，接下去必然是一群野心家人人按捺不住自开统绪的冲动，由此造成的纷乱，必然演变为国家的分裂。
故此，所有试图在”中华民国”之外另起国号的尝试，可以休矣，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民运资源而徒增无畏的争吵。即便是在已经建成民主之后，大家可以争论的也无非是日常柴米油盐的税率和汇率，而不包括业已落地生根的道统和法统。
宪法不是一出炉，就当场镇得住人。需要连续几届政府都遵守执行，逐渐沉淀出权威。
蒋中正也垄断权力，但他至少遵守自己颁布的宪法。所以在他死后，他所颁布的宪法，还能替他镇住活人。
民国初年就有革命党人说:
我们现在不要去反对袁世凯，而是要让袁世凯把任期做完。这样北洋军阀对袁世凯的忠诚，会逐渐沉淀为，对总统职位的忠诚。
要让总统这个国家机关镇得住军人，必须连续几任总统，都由镇得住军人的狠人担任才行。
宪法本身无非一堆纸上的文字。但如果制宪机关有很强的民意代表性。宪法出炉后，历任狠角色总统，都乖乖奉行。
那么这堆纸张信息，才会沉淀出一种全国下意识的崇拜，被神化成不可撼动的国之正统、定海神针。
最终，抽象的法统，经由反复串习，产生巨大的惯性力量，可以逆袭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连续几任大总统，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加持法统，让法统也产生魅力。法统产生魅力后，哪怕是魅力不足的人当了总统，也可以凭借法统之力，一样镇得住人、叫得动人。
法统之力，实质就是，不是因为你叫得动军队，所以当总统。而是因为你当选总统了，所以叫得动军队。
但是，在宪法刚出炉，法统还很稚嫩的时候，必须先选叫得动军队的人來当总统。
经过几任穿军装的总统之后，军队养成听总统令调遣的习惯了，再选个文弱书生当总统，军队一样能听话。
台湾的幸运在于，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是最大的军头。只要老蒋带头遵行宪法，军方无人能推翻宪法。
蒋中正之后，虽则不是大军头当总统，但经过严家淦，把总统宝座传递给老蒋的儿子小蒋。这样蒋经国即便不是军人出身，但却长期掌握情治系统，加之还有父子传承的光环，依然镇得住军队。
蒋经国长期执政之后，到晚年再取消戒严。这时候，军队已经在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岁月里，养成听总统府话的好习惯了。
日后的文弱书生竞选上台，也可以不遭武人干政。
拉美军变频仍，也是因为他们国父开国的时候，就没把规矩做好。
总是前总统交权后，退回军营当将帅。这导致军队听前总统的，未必听现任总统的。
这种考迪罗主义，导致拉美的宪法秩序，时不时会被军变颠覆。军方动辄武力推翻大选结果。
一般人只觉得两蒋父子，在共和名号下父死子继，吃相难看。有几人能读懂他们家用两代人来陪伴法统长大的艰辛。
法统长大了，不再需要强人撑台面了，蒋家才退出总统府。这时候，常人当选总统，也不必害怕被军方推翻了。
1946年宪法，是当时全国普选（仅蒙古地方、旅顺、大连、香港、澳门和中共占领区缺席）产生的制宪机关制订，民意代表性充分。
不仅如此，而且制宪机关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后，是由领导我们打赢卫国战争的民族英雄签署发布的，领袖权威性充分。
未来若再召集那么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制宪大会，在军事实力够强劲，足以实际控制大片版图的情况下，问题或许还不大。但未来谁能领导中国打赢一场比抗日战争更伟大的卫国之战，以赢得超过蒋中正的历史地位？此中机缘显然可遇不可求。
再则，许多民运人士皆以中华民国历史上存在过国民党一党垄断的训政时期而嫌恶。这种制度审美的心态，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华民国后来可以实现宪政，恰恰是建立在的军政、训政基础上的。如果现在罢废这个已经宪政了几十年的法统要另起炉灶，必然导致要在遍地狼烟中，重新崛起一名大军头，带领国家重走军政、训政之路，最后再由他召集制宪会议，由他颁布宪法，由他带头奉行，直到完成偃武修文，逐渐从强人政治滑入常人政治。这个过程，等于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难免推迟同胞享受民权之幸福。
当下中国大陆，最大的三个城市群，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把首都北京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唐，往大了算，哪怕囊括了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旅顺，以及山东的济南和青岛、威海，组成环渤海城市群，这个环渤海也只是第三大城市群。
比首都所在的京畿圈还大的城市群，有两个。都在东南沿海。首先是长三角，其次珠三角。
在和平年代，这不是一个问题。可一旦战乱了，朝廷不得不放权给下面的将帅，让他们就地筹饷、自行募兵。地方驻军就有机会跟当地政府，军政合流，落地生根，形成割据。
问题来了，长三角和珠三角，比京畿圈的综合实力还强大。脱胎于南京军区的东部战区，和脱胎于广州军区的南部战区，二者一旦落地生根狗变狼，坐镇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当局，有能力削藩吗？
二者的可直接调动资源，比北京的中央还大，可谓小腿比大腿粗。而且是两根小腿都比大腿粗。并且由于北方的人口和经济，还在不断持续向东南沿海集中，两条小腿一直在在越来越粗，而大腿在越来越细。
当然，只要不战乱，不引发中央权力下移，这个问题可以不爆发。长三角和珠三角暂时还不至于桀骜不驯到，仗着自身体量规模优势，叫板中央。保护费肯定还是照常缴纳给北京方面的。
可一旦权力下移，军政合流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保护费就近直接打给本地驻军，北京估计很难向二者虎口夺食。
想要解决这个隐患，只能把首都放在最大城市群。当然，为了避免城市功能过于叠加，可以不放在最大城市。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定都南京，而不是上海，但仍然得是定都在长三角。
但由于中共国开国的时候，前朝正统中华民国转进到了东海上的台湾。只要台湾还没被打下来，首都就不可能迁移到第一大城市群长三角。因为整个东南沿海都在台湾饱和火力打击半径之内。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和值得敬畏之处。台湾这么一个最初不大不小的历史遗留问题，最后竟成了转型的关键。
中共国跟苏联友好的时候定都北京，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很难远距离迁都。即便是雄安新区的建设，也在实际上烂尾了。此前的南水北调、引滦入津，更加是耗费天价。近期为了保地处白洋淀低洼地带的雄安新区，而泄洪水淹涿州，造成巨大损失，被网民戏称为”把一个泄洪区变成了城市，把一个城市变成了泄洪区”。更不用说让整个华北平原给北京这个首都抬轿子，被抽脂吸血，造成所谓”环京贫困带”……如此种种，皆因定都北京，缺乏性价比，是对统治成本的高能耗。
要优化定都，就必须在解决台湾问题后，迁都长三角。而要打台湾，又得首先放权给脱胎于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的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但这一放权松绑，也就提供了狗变狼的契机。
中共国对台湾，宁肯不打。本來分庭抗礼的人跟自己隔着海峡。如果真打，不论打得下打不下，都会导致分庭抗礼的人更近了，且自己更无防守屏障了。
中央坐镇第三大城市群，防止前两大城市群产生离心倾向，这叫以小驭大。是很容易不稳定的，遭遇以下克上的。
北京方面，对此有应对手段，就是对东南沿海的武力一直采取压制。这样即便哪天，东南军阀落地生根了，东南沿海的人口、经济、工业等综合实力，要转化成战斗力，还受制于转化率和转化周期。
一旦短期内转化不出足够的战斗力，大量中央军还有望南下碾压，第一时间把割据势力撤藩。但如果长三角和珠三角，扛住了刚上来的三板斧，哪怕不北伐，只要让东南沿海对北京断了供养，也够逐步耗死北方和内陆。
除了体量规模之外，京畿地区还必须是全国范围内的秩序高地。如果国家的人口、经济的重心，在京畿之外，不被中央亲自镇守，必然发展成跟中央对着干的反体制人士大本营，威胁国家权力结构稳定。
强汉盛唐定都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通丝绸之路后，长安可以接到来自遥远的环地中海文明圈的秩序。
辽金元明清定都燕京，也是因为燕京是东亚农耕世界和内亚世界的接口，可以获得草原丝绸之路的秩序输入。
如果某个边陲之地，因为更便于结交列强，而一跃成为比首都更高的秩序高地，那么这个地方，必然发展成为反体制阵营的中心。
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大英帝国的航海殖民者到来，于是广东吸取到过多先进秩序，不服管，从此变反贼窝。比如广州十三行和香港的存在，导致了粤人比北京更加容易接到西方秩序。于是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如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一直到现在，中文网络上都有人讲，十个民主人，九个在广东。
总而言之，民主宪政与极权专制的道统、法统之争，在我们当代中国，会不可避免地浮现为日常可触摸的东南沿海Vs北方和内陆的地方利益与生活方式之争。
比如女性择偶取向中，是更看重男方的体制内编制？还是男方在市场上的财富成就？这一升斗小民在抉择人生大事中，下意识的官本位和商本位的PK，实质是权力主导型社会向资本主导型社会过渡的阶段中，必然缠斗不休的。
在当代的人口和经济分布格局下，只有把首都放在长三角，才容易长治久安。不然政权就经不起战乱考验。
中共不往长三角迁都，只能下一个朝代替他定都长三角了。不论是长三角的军阀自己升级当中央，还是某个自称中央的前朝余绪入主长三角，最后都是在顺应这一客观需要。
现在中国的人口、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北方逐渐被撂荒，最终如果不把政治中心即首都也南迁，必然造成法理和情理的脱节、制度和生态的错位、国家和社会的脆断。
所以，恢复中华民国的绝佳现实契机，就是台海战争爆发，逼出新时代的”东南互保”，在国际压力下长三角和珠三角被迫与台湾联合，脱共归民，为自身利益合法化，给中华民国法统抬轿子。
马列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否定神圣性。
在马列哲学当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而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
因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必须先经历神权和君权，然后才能用民权。神权把人教化成人，君权把人驯化成民。
是先有英雄得了天命，开创了政权，统治人民。然后才有人民在政权框架下，通过投票之类的方式，改选轮替政府，并与之磨合。
换言之，完全靠人民授权、配合来运行的，只是政府。而政府之上，还有个叫政权的框架，其权柄来源，是高于或先于民意的。
换言之，在历史长河中，民意从来不是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甚至不是最古老的源泉。
马列哲学否认民意之外存在神圣性，最后就是把民意的行使所需要遵循的程序框架给拆了。
最后说是解放了人民，实则只是解放了人性中的恶罢了。
这个在现代宪法学界，也是存在的。比如制订宪法，必须召开制宪会议。
但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如何选出？设置多少席位？如何划分选区？表决程序和门槛为何？最后宪法草案是二读通过还是三读通过？由谁来签署发布？等等，等等……
这必须得先有一部《制宪会议组织法》之类的。
而这部《制宪会议组织法》，必然没有宪法作为上位法，且颁布这部《制宪会议组织法》的，也必然只能是一个非民选的过渡时期临时政府。
换言之，就是总得有个训政当局，来筹备宪政，不然制宪会议都开不成。
可训政当局本身，又肯定不是民选的。那你既然不是民选的，凭什么训大家？凭的，必须是某种高于或先于民意的话语霸权，比如神权天命、正统王朝。
在中国而言，国民政府凭的是大家都认孙中山是开创共和的国父，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里面说,为了尽快实现普选，先由国民政府训政，直到宪法生效后选出民选政府。
既然大家口语习惯上叫孙中山”国父”，就配合一下吧。我们中国没有树大根深的教会，也没有万世一系的正统王朝。
只能靠神化孙中山这个人，来给必须的训政阶段，嫁接一个合法性依据，以”国父思想”来背书。
孙中山一辈子最反感帝王排场，但他死后，却被安葬在汉白玉的中山陵。何等人物的坟头能叫”陵”？
要真正解放民权，靠的不是共匪所鼓吹的那套无君无父砸烂孔家店，而恰恰需要四维八德的秩序溢出。
美国总统要手摁《圣经》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要对着孙中山肖像宣誓就职。二者的道统取材，都是符合自身国情的，都是基于自身建国路径的必然选择。
四六民宪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就是，它是在孙中山死后多年才出炉的。
孙中山死后，被封圣，戴上了”国父”光环。等到四六制宪的时候，再把他的国父地位，和他的主义的正统思想地位，在宪法序言和总则第一条予以确认，已经不存在”个人崇拜”的危险了。毕竟，一个死去多年、经过盖棺定论的国父，纵有什么功过争议任人评说，也终究不会再进一步犯错误，让国家尴尬蒙羞了。
崇拜伟人是所有民族的传统。在国父死了以后，再制宪，让大家去崇拜死去的伟人，安全系数远远超过让大家崇拜健在的领袖！
国父大行于统一国家之前，留下一个”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救国追梦人的历史形象，是一种妙缘天成。
中山一辈子没真正统一过全国，对他个人是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对于后世国家，却未尝不是一种极好的造化。
如果我们不沿用中华民国这一历史资源，即便日后建国制宪搞民主，仍难免再经历一场造神运动。死后封圣其实也还好，就怕活人造神。历史上多少进步主义者，一开始都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唱着唱着就成了”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恰恰，当国父这种事，不是靠有宣传机器造神就够的，甚至主要靠的都不是自己的实力的手腕。而是靠天命！
苏联走向解体，并不是裂土分疆后，分给反苏的那帮“持不同政见者”。本质还是那帮厅局级以上的苏联干部们，把苏联给拆分了，把理论上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公有财产，私有化为厅局级以上干部们的小圈子内的私产。大领导，如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纳扎尔巴耶夫之流，纷纷裂土称王，借着“民主化”的东风，纷纷当国父。中层领导们，则借着“私有化”的东风，纷纷把国有企业转为私人财产，自己来当寡头。
也就是说，苏联不仅仅是亡于“民主化”，而是亡于“民主化”和“私有化”的二重变奏。而在苏联框架下，要搞“私有化”，就得先用“民主化”来拆了苏联框架，才能掩护“私有化”。
这就是为什么，邓总设计师，在敏感事件后，来了个92南巡讲话，进一步推动市场化。
因为他深知，如果不让精英们，通过市场化，积累足够多的私有财产，精英们，就会倾向于拆解框架，来搞私有化。而精英要发展自己的私产，就得先以“民主化”来鼓动老百姓去拆解框架。索性，你们也别拆解了，我在我的框架下，就给你们私有化。于是，才稳定了好多年。
纯粹的共产主义，即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极权体制，崩溃往往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可以通过天鹅绒革命之类的搞定。
因为这种模式，过度压抑精英群体的求富本能，体制内精英群体自身也希望通过换掉招牌，便于自己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好当财主，把原本只能走后门、托关系来维持的灰色特权变成受光明正大法律保护的正当权益。这样，他们也确实没必要为了一个自己都不信的马列主义，去镇压广场上的民众。
但如果极权政体之下，开放了市场经济，也让高干子弟当了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红旗虽然还挂着，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所预言的最坏的那种资本主义，即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
那么这种名为极左而实为极右的专政铁拳，为了确保自身的继续存在，从最初的专政地富反坏右，转变为专政维权律师、进步文人、良心记者……
这最后恐怕是会碍于既得利益，不肯真的发选票了。并且会有报复清算的狂潮。
也就是说，邓在89年避免了中共的覆灭，但被推迟的覆灭，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会是更惨烈的覆灭。
故此，那些有关于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瓦文萨……的东欧和平转型理论，事实上已经不再适用中国。
故此，在光复初期，大陆局势稍定未定的微妙时期，同时也是在举办全国大选并选出代表全中国多数意志的民选中央政府之前的军管时期，必须实行一段时期的”蓝色恐怖”，以肃清中共的残留组织和思想。不仅要造成普遍的心理震慑，呈现出人人矢口否认自己跟中共有瓜葛的景象，还要通过对中共权贵家族的公审大会，来全面曝光红色贵族们的纸醉金迷、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等诸多内情，让民众接受震撼教育，并促使红色顽固派在舆论压力下，放弃抵抗、顺应潮流、走向光明。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鉴当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初期的一些做法。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后，责成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大主教图图，牵头成立”清算与和解委员会”，坚持先清算、后和解的原则，公开大量真相，法办曾经残酷镇压黑人的元凶首恶，再通过曼德拉总统签署特赦令，来宽恕大部分在那个畸形社会里被裹挟的胁从犯。
具体而言，就是对那些富可敌国且又手上沾血，并且还对国家无功无用的红色权贵，进行全球通缉，抓回来就开公审大会。庭审现场应该由中华民国的特级检察官团队，出示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犯罪、人权犯罪的如山铁证，以教育民众。同时也让犯罪嫌疑人得到最高级的律师辩护，以彰显中华民国的开明胸襟与司法严肃。
在把这些罪恶滔天的权贵押赴刑场后，不仅遭过他们迫害的六四受难者家属之流，在拿到国家赔偿之后，站出来面对镜头，表达对中华民国的感恩，还要把红色权贵的海外资产曝光并追讨回来，用于给军警发饷和给民众发福利，以迅速安定军心民心。
在军管时期，还要在电视上滚动播放《九评共产党》之类的反共节目，以肃清红色遗毒。同时还要多多播放诸如《八百壮士》之类讴歌国军抗日光荣历史的影视作品，以”拔红旗，插蓝旗”，替换国家认同，收拾人心。
在军管期间，肯定要为全国大选做准备，必须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共匪残余势力，排除在候选人资格之外。这就需要借鉴波兰在推翻苏联所扶持的红色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并恢复”波兰共和国”之后，所通过的《除垢法案》。该法案规定了，曾经在给红色当局做过秘密警察的人，在民主转型后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内，不得从事公职。而等到他们恢复可以从事公职的权利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不仅经过几轮政府换届，体制内早已没了他们的亲朋故旧接应，他们自己也垂垂老矣，折腾不动了。
而对于那些罪行轻微，但却有专业技能的原中共体制内人员，可以大赦，甚至恩赏提拔，以笼络之。这不仅通过”秦吏为汉所用”，以确保新政权有足够专业化的技术官僚队伍，不至于在治理过程中荒腔走板，也可以让原中共体制内的人发生分化，让其中有本事的人才，觉得跟了新主子，前途更光明，也就”此间乐，不思蜀也”，转而为新政权效力，这也就让红色复辟势力更加孤立和绝望。
接着要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鼓励生育，政府提供和发放生育补助金等补助措施，也为国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如发放福利金和债务减免等方式，造成战后生育婴儿潮。并让大量年轻娃娃们，从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主义的教育下长大，在成长过程中亲见中华民国战后的迅猛发展，并习惯于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让他们对历史上的中共政权没有感情，也不认同。当这批孩子成长起来以后，他们会在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中坚力量，随着岁月流逝，等把老一辈替换掉之后。这样一来，社会上对中共仍保有一定认同感的老一辈，被稀释成孤独的极少数，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极低，完全无法做到复辟罪恶的红色政权。
非正统不能民主，无忠孝谈何自由。纵观世界历史，凡是能在开放民权后仍被虚君立宪的，都是正统王朝。凡是能和平完成从一党制到多党制转型的，最初的垄断型政党，都会是国父缔造的党。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先天不足，光靠合理性后天难补。繁华落幕，便是清算时刻。让我们一起争当”汉室忠良”，尊戴”天朝”中华民国。
美好的祝福！
【作者观点不代表中国行动的立场，但我们鼓励各种探讨中国民主化的言论】